郑磊
【磊落之言】
王安石变法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需要依靠广大官吏实施，要满足较高的能力要求和道德水准，在短期内无法做到。
北宋庆历年间，内外交困，兵马钱粮和官员俸禄的支出导致国库入不敷出。范仲淹临危受命，提出以整治吏治为核心的“庆历新政”。虽然这次变法失败了，但是，通过改革兴利除弊，一直是北宋政治生活中的主旋律。宋神宗继位后，重用王安石继续未竟事业，史称“王安石变法”。王安石作为首辅，他的整套政治经济改革方略，按时下说法，也可称作“王安石经济学”。
最近读了《变宋》一书，了解了这场变法更多历史细节。本文侧重从社会经济视角谈谈这个问题。作者认为王安石变法的一个核心宗旨“民不加赋而国用足”，是变法获得神宗皇帝大力支持的根本原因。
如果没有战乱和自然灾害，农业有可能获得丰收，但是不断提高收成还需要更多农技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。北宋当时除了外患，天灾相当频繁。希望在这种环境下推动农业经济快速发展是不现实的。王安石可能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，不得不从开辟新财源入手。北宋商品经济和城市经济非常发达，但也存在冗官、冗费、冗兵问题，土地兼并和地方市场垄断造成了严重的贫富差距。王安石吸取了范仲淹变法失败的教训，避开了冗官问题，改革重点放在富国强兵。他在地方担任三年县令的经历，为他的改革政策提供了样本。当时，王安石下基层调研，兴修水利、救助灾民，在青黄不接时贷谷与民，改善了生产条件，澄清了吏治，用政府之力调节市场弊端，取得了成功。因此，王安石首先推出了“青苗法”和“农田水利法”。“均输法”作为政府官员的发运使被授权通盘筹划，调整政府购买力度，减少市价操纵，打击了城市囤货居奇的商人阶层。“方田均输法”的初衷是为了防止地主隐瞒土地、偷漏税款，土地按土质好坏征收田赋。
反对王安石的人也不全是指责他“违反祖制”的人，比如司马光也主张变法，但是要“以民为本，藏富于民”，而王安石主张“政府集中所有资源，统一使用”。司马光主张先从较容易解决的问题入手，逐步推进；王安石更激进和标新立异，而且不惜打破现有政治规则，强力推行变法，比如干预负责监督官员的御史任免，借助皇帝诏书规避现有法律条款，而在任用推行变法的官员方面也有很多疏漏不查之处。“民不加赋而国用足”的另一个重要前提是政府官员必须是“善理财者”，而且没有私心杂念。这是非常高的用人标准。官员的理财能力因人而异，而解决贪腐问题需要依靠一个权力受约束和监督的政治体制。
事实上，王安石为推行新法采取了一些权变措施，破坏了权力制衡结构，而任用的官员也不全是理财高手。比如，引发最多争议的“青苗法”，虽然在颁布时特别加上不许地方政府强行摊派的规定，但在推行过程中普遍出现了这个问题。这与对官员的考核要求有关，“农田水利法”鼓励地方政府兴修农田水利，规定地方政府可以用青苗法的收益作为贷款本金，投入农田水利建设。均输法要求负责官员在执行过程中既要平抑物价，又不能将所有利润收归政府所有，使商人无利可图，很多地方出现了“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”的现象，冲击了城市市场经济。
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无可非议，但是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需要依靠广大官吏实施，要满足较高的能力要求和道德水准，在短期内无法做到。司马光批评王安石操之过急、用人不当，导致变法初衷被扭曲和严重的“吏缘为奸”现象，不仅商人和地主不满，百姓更是深受骚扰之苦。司马光认为财富不在民则在官，总量是相对固定的，国用不足主要是各方面花费太大，这符合当时的情况，解决方法在于“处之有道，用之有节”。所谓对变法态度相反的这两个人，其实“趣向虽殊，大归则同”。王安石推行的新政使得政府深度参与农业生产、城市商业经济和商品运输等活动，客观上要求官员有更多时间精力解决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复杂问题，加强监督和服务，而当时的各层政府做不到，过于粗放的管理和目标导向的考核，导致地方政府的操作了变成了搜刮百姓为朝廷创收的行为。新法推行过程中，反对和支持的声音都有很多，说明各地执行的效果是不同的。自上而下的改革应遵循“治大国如烹小鱼”的原则，但是主张变法的人急于推进改革，执行层面有较强获利动机，大范围快速推广导致了局势失控，最终断送了变法的前程。
（作者系深圳经济学者）
本报专栏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。
配资账户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